最近看了田口佳史與澀澤榮一的書，想了解一下，日本人怎麼看《論語》？
找到這本台大教授於2007的書《德川日本儒學的特質》，大致翻了一下，擷取一些觀點，試圖找出一些脈絡。我試圖從日本的儒學歷史回顧論語的價值，慢慢發現原來「儒家是最好最堅韌的包裝紙」，而且日本的學界，沒有包袱，可以就朱熹。王陽明，孔子的想法互相爭辯，旁觀而不會造成黨爭。
我的心得摘要如下，我的理解未必正確，只是心得啟發：
一，日本人引進儒家來作為「神道」與「佛道」的爭辯基礎（第一/二章）
日本人從中國學習儒家思想，尤其是德川幕府，主要的目的是為了「教化人心」「建立長治久安的統治基礎」。
日本內部文人就有神道與佛道的爭辯，有人支持佛道，有人要恢復神道，政變的過程中，引進儒家進來，試圖「以儒排佛」或「以儒排神」。儒家的思想可以被用來做不同的解釋。
285頁服部宇之吉主張「日本儒教」，就是把儒家+日本皇道/神道結合的儒學。
285頁林羅山的「理學神道」也是引進儒家「理學」來與「神道」結合。
這個爭論沒有答案。
後來的學者就把「儒，神，佛」三教合一。田口佳史，非常支持「老莊」，於是又變成「儒，神，佛，道」的合一。
二，日本對於《論語》是愚民還是牧民的爭議（第三/四章）
日本的儒學可以分成多個派別，
1. 德川幕府所支持的「朱熹儒家」，理學的儒家。那是類似中國，用來建立政治統治的基礎，也是主流。
2. 伊藤仁齋「古義學派」，不信奉「朱熹」，獨尊《論語》《孟子》，以仁義為主，訴求王道。
3. 日本的荻山徂徠反對仁齋這類學說，因為不認為《論語》裡面的所有孔子說的都是對的。荻山徂徠認為《論語》的想法完全忽略《六經》的本意（86頁），反而要重視《論語》沒有說的部分，以及《六經》背後「不言」的內涵，因此要求回歸《六經》的古文辭，從古文字中找到「孔子沒說」的深意。弟子太宰春台（字純）《論語古訓外傳》，用皇侃邢昺包咸的注疏，來取代朱熹的四書集注，嚴重推翻了朱熹的看法。
4，丁茶山（字若鏞）的《論語古今註》，則針對太宰春台《論語古訓外傳》做了五種解釋：補充，反駁，質疑，引證，事實。在他的文章中，凸顯出幾個爭議的觀點，一是「管仲論」到底管仲是不是仁者？孔子在論語中有質疑，朱熹認為是，孟子不認為是，丁茶山批評朱熹，但也沒確定；二是《論語》是愚民還是牧民？徂徠學派認為「愚民論」但茶山認為「牧民」。三是「心性論」，茶山認為「嗜好是性」，而否定朱熹「性本善」「心即理」。
5， 王陽明學派，這在德川時期被壓制，但暗潮洶湧，到明治維新後，後來成為影響力大的學派。
三，「孝經」與「孝」的意義（第五章）
1. 基於孝的政治鬥爭
明朝孝宗皇帝死了，兒子繼位，也死了，換侄子世宗（嘉靖皇帝）繼位。
世宗要尊稱他的爸爸「興獻王」為「興獻皇帝」，這是「孝順」自己的爸爸。
這件事，明朝官員一大堆出來反對，認為「大孝」是「道統，要孝順伯伯皇帝」不是「孝順自己的爸爸」，不能「變更朱元璋的規定」，於是嘉靖皇帝叫臣子去修改《明倫大典》讓他可以追封他的爸爸成為皇帝。很多人不滿，就有17個官員被廷杖而死。
後來的人稱呼嘉靖皇帝，如同「桀紂」。
2. 奪情的政治鬥爭
張居正要守喪三年，沒有守到三年，怕官位沒了，就回來執政，皇帝准了「奪情」。反對這個這個命令的人，就來「彈劾」，彈劾的人就被免官或廷杖。但後來張居正死後，反對派得勢就大批鬥。
崇禎皇帝的時候，因為打仗需要，針對還在守喪的楊嗣昌也是「奪情」重用兵部尚書，群臣反彈，也是把反對的人下獄入罪。貶謫外放。因而造成官員的大分裂。
3. 《孝經》的大推崇，是朱熹與王陽明學派鬥爭的具體化結果（197頁）
明朝晚年王陽明學說盛行，王陽明的弟子，特別推崇《孝經》，大約出版了80幾本的《孝經》書籍，解釋孝經。士大夫甚至推崇《孝經》要成為群經之首。
民間宗教白蓮教，羅教，與數百個教派，都奉「孝」為主軸，教育人民「孝順父母」是小孝，孝敬「宗教的領袖」「創生宗教的始祖」「孝敬祖先與神佛」都是圍繞在「孝」。
因為朱熹講「儒家」與「理學」，是以「內聖外王」為訴求。王陽明的學說，講到「致良知」就被擴大與宗教連結，就變成要去信仰冥冥之中的神佛或祖先，切實的行為就是孝順父母，進而孝順宗教的領袖。
4. 「孝」作為儒教與其他宗教連結的共同點，讓「神佛」藉「儒」而合法化
日本也是引進「孝」的觀念，延伸「孝」為宇宙化，神秘化與宗教化（206頁），日本中江藤樹的《孝經啟蒙》《今文孝經》《古文孝經》《孝經考》，訴求每日拜誦，抄寫，溫習孝經的內涵，可以產生神秘的力量。
德川家康大臣本多正信，寫了《本佐錄》建議將軍「神儒佛合一」，人民要孝順自己的「小父母」，而要祭拜「大父母- 皇上帝」，如果沒有盡父母之孝，就是背棄儒道，就是毀謗先祖父母之道。
藤樹引用中國《尚書》「唯天陰騭下民」的原意，寫了一本書叫《陰騭》，提倡上帝真實無妄的慈愛，造化人間萬物。這本書類似《了凡四訓》勸民孝順做善事。他的弟子，進而發揮日本本土的神道。
四，王陽明學說是「明朝亡國」的禍首，卻是指「明治維新」的潤滑劑（第六/七章）
這個觀點對我而言是很新奇的，因為我的知識淺陋，竟然不知道《顧炎武。日知錄》（P234-248 ）以及王夫之，黃宗羲等人都批判王陽明的「致良知」「詆毀朱熹」「學禪」「陽是儒家卻包藏佛家思想」，認為王陽明的佛家思想，是「天下禍首」「堪比桀紂」，那種亡國恨對王陽明的批判，非常深刻。這個反王陽明的風氣，在清朝一直都盛傳。
但日本人卻在明治維新，迎來王陽明的思想，認為它訴求階級平等，跳脫朱熹的理學，回歸心性與禪佛，剛好可以與「武士」精神結合。這也有時代背景，因為德川幕府的統治是以「朱熹」的儒學為主，壓制王陽明的想法，甚至王陽明與佛學的淵源，在民間較受歡迎。在德川幕府末年，下層「武士」與人民信仰佛教，推崇「王陽明學的儒教」，起來做亂，因此王陽明學被稱為「反亂之學」。
這裡體現出中國「士大夫文化」與日本「武士文化」的差異。
士大夫，是來自民間但讀書為了「服侍皇帝」的官僚；武士是為了「俠義濟民，義憤救國」的民間力量。士大夫是根據科舉考試來取得地位，相信的是「道統」是「孔子學說」，因為皇帝之下的所有「士大夫」有能力都可能變成宰相，做不好就被貶為庶民，這個身分是不穩定，升遷的基礎在於「皇帝」的恩賜。但「武士」是跟著「主人」來的，那是一種穩定的身分，而主人不是「皇帝」而是「籓主」，武士的身分是跟著「戰功」而來的。
中國的士大夫，口說「仁義道德」，面對生老病死的困擾，私下學「道家」或「佛家」，但不能說出口。朱熹甚至用「理學」來抑制「道家與佛家」。但日本的武士，沒有「儒家」的道統，因此武士的「智仁勇」三德與禪宗的「戒定慧」三學想通，武士道的精神在於「和氣」也與佛學相通。日本的武士不需要「陽奉陰違」「佯裝聖人」。日本禪學《達摩與陽明》提到王陽明是佛門的達摩，是「孔門的馬鳴與龍樹」。日本武士講「事上磨練」就是「致良知與知行合一」。
王陽明的學說，明顯帶有「佛家」思想，有平等思想，對於日本人明治維新打破「階級」的思想可以呼應。德川幕府重視朱熹的想法，明治維新用王陽明學說來突破，獲得歡迎。
中國的士大夫，在明朝末年接受王陽明學的「本體」，就是「心性修養」與「良知」，而沒有「實踐的功夫」，因此就流於「心性」的探索，士大夫自視清高，鄙視工商業，因此就變成「清流」的人。日本的武士，則是「本體與功夫並重」，學王陽明的「知行合一」，畢竟就是要「打仗」，後來很多武士精神轉為工商「實業」的人。
同樣「王陽明」的學說，重視「心性」與「知行合一」，在不同時空背景下，走出不同的路。
【心得】
今天花了半天時間，讀了這本書，真的收穫很多。
儒家的學說，文字的內容並不重要，只要能夠斷章取義，然後每個學者可以各自發揮，互相批評。重點是目的？中國學者的目的，有的在於協助皇帝，支持皇帝君權統治的合法性。有的則是用來作為鬥爭的工具，用守喪三年的奪情用來批評政治對手的不孝，進而鬥爭。有些人則是拿來作為宗教使用，孝順父母不夠，還要孝順「宗教領袖」。進而將「儒家」當作包裝紙，取其中的文字，哪來包裝「神」「道」「佛」之類的。
日本人將儒家拿過去後，剛開始，也是為了統治目的，有的學者拿來包裝「神道」，有的哪來包裝「佛道」，後來有的學者是「神道佛合一」。為了將神道佛一以貫之，用的就是「孝」這個元素。
日本人值得欽佩的，他們引進「王陽明學說」，多種用途，有的拿來支持「明治維新」，有的拿來「支持佛教」，有的拿來支持「武士精神」，更多企業家拿「知行合一」結合《論語》來「闡述生意經」，變成儒商。
如果讓我來總結這本書，德川日本儒家的思想，就是「儒家是最好最堅韌的包裝紙」，可以包裝千變萬化的內容，讓世界更加璀璨。
